一. 北京中医师承教育发展的历史
民间自发带徒弟阶段（1949-1955年）
师承是传统中医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教育仍然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形式。当时北京的老中医都是自行招收中医学徒。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中医带少数徒弟，一边学习，一边佐诊；另一种是由中医招收少数学员开班授课，定期结业。前一种形式较为常见，学生通过长期跟师学习、侍诊，可以较大程度地继承老师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
这一时期北京中医师承教育的特点是处于民间自发状态，政府并不干预。学生拜老师和老师招收徒弟均是双方自愿选择，并经过一定的拜师仪式。培养出来的中医药人员多具有较强的中医临床适应能力。
到50年代中期，国家逐渐认识到祖国医学遗产，不仅保存在历代文献上，更重要的珍贵经验还保存在中医手里。为了有效地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应当号召名老中医带徒弟。1956年1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中医带徒弟等方式来培养新中医。同年4月，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指示》，就开展中医带徒弟工作的方式、师资、学习对象、学习要求、学习时间及经费等问题作了指示及规划。政府各级部门开始对中医师承教育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鼓励。
国家号召老中医带徒弟阶段（1956-1989年）
1958年2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抓紧继承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卫生行政部门应立即着手研究各地有学术有经验的以及对某一种疾病有独特疗效的老年中医（包括参加工作和私人开业医）的具体情况，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一批品质优良，能刻苦钻研的中医西医，或者其他具备适当条件的人，拜他们为老师，虚心学习，坚持到底，务求将老师的学术和经验继承下来”[1]。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制订了一些学习办法和规定，大多数采取师带徒或配备助手跟老中医学习的办法。
1959年北京市根据卫生部的要求，对全市的老中医进行了摸底排队，曾确定75名老中医为“抢救”对象，为其配备了95名徒弟或西学中助手。
1960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招收了66名社会青年通过集体上课、分散带徒的方式，分别安排在市、区属医院学习。1963年市卫生局对这些学徒进行了整顿和分流，后来继续学习中医的有18人。
1964年，北京市确定了张菊人、赵炳南等46名著名老中医为重点继承对象。同年北京市卫生局下发了《关于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意见（草案）》。到1964年底，北京市公立和集体医疗机构中需要配徒的中医中已有44人配备了70名徒弟，占应配徒率的70%。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市的中医继承工作中断。
1973年5月北京市卫生局召开总结整理老中医经验会议，并为老中医配备徒弟250名。
1974年初，北京市为全市292位老中医招收了304名学员。学员中有三分之二是赤脚医生，有十几人是初中毕业生，其余都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76年6月302人顺利结业，均分配在老中医所在单位工作。
1975年北京市重新确定了40名有真才实学或独特专长的老中医为全市的继承重点（其中包括1966年前的继承重点18人），为他们配徒或助手56人。还有一部分老中医被各区县或有关单位确定为继承重点。
1979年北京市重新确定的继承重点为39人，有赵炳南、夏寿人、王大经、关幼波、丁化民、许公岩、姚正平、袁述章、王为兰、王鸿士、成业田、贺普人、房芝萱、王乐亭、王鹏飞、陆石如、董怀一、梁仪韵、张仲元、胡荫培、黄乐山、赵松泉、梁宗翰、刘春圃、杨子谦、吴效仁、李敬之、董万鑫、于朝之、崔萃贤、罗友明、祝伯权、朱泽甫、杨恩海、阎子光、宗维新、郗霈龄、杨济生、周慕新。一般每位老中医配备2-3名中医或西学中医师（主治医师或高年住院医师）为助手，共配备了58名（西学中12人）助手承担整理和继承工作。各区县或市属单位重新确定的继承重点有67人，一般每位配备1-2名有临床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医师为助手，共配备徒弟27人。
这一时期北京中医师承教育的特点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政策，由政府或各单位出面组织，为名老中医配备徒弟或助手，改变了过去中医带徒的自发性和自流性，可以说是对师承工作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中医药教育法规全书. 吉林: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10:1599
2.索延昌.京城国医谱（第一卷）.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