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药中教授，1921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祖父是一位中医，其父亦通医理。从小就背《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等等。19岁高中毕业之后，考入重庆邮局做邮务员。其时逢抗战，南京医界名流云集山城，如陈逊斋、张简斋等，均为一时名家。陈逊斋等办的中医讲座，方药中风雨无阻。久而久之，这位勤奋、正派的青年引起陈老先生的注意，收之为徒。陈老的严格、博学、慎思、明辨等都给方教授以无穷受益。四年之后，取得“中医师”的资格。1950年参加西南卫生部中医科工作。1952年组织上调方药中到北京医科大学学了五年西医。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医理论及中医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他是首批中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1990年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荣誉证书。他的代表性的论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等，都十分引人注目。日本的《中医临床》杂志1981年就刊了他的三篇论文——《辨证论治研究》、《汗法》等。
　　

　　方药中先生
　　－－出自：ht.chinavoc.co.uk

　　1982年10月中旬，方药中先生应日方邀请，参加“第二届东洋医师医学会”，会议由医师东洋协会会长间中喜雄主持，方药中先生做了几次报告。围绕着呼吸系统介绍“中医痰饮学说及其临床应用”以及“中医对支气管、哮喘的辨证论治”。方教授的讲演滔滔不绝，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实例以佐；他允许听众提问，回答提问时或抛砖引玉，发人深省，或妙语连珠，令人倾倒……
　　1987年9月，日本“东方医学研究会”再邀方药中教授赴日参加“第五届中医研讨会”。这次不要方教授做报告，而是采用答辩的方式进行交流。日方提问没有范围的限制，从《黄帝内经》到最新期刊的文章，许多问题都带有挑战性。这对中国出访的医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不能被对方问死，损害中国中医形象；又不能强辞夺理，以失我中华学人风范。方药中教授面对此种情形，精神振奋，思维敏捷。但见他扶着眼镜，侃侃而谈。
　　

　　方药中教授在日本讲学
　　－－引自：刘鸿泽：《第三次高潮》，北京，1997

　　一位中年的日本学者提问道：“请问方先生，我们日本人从来研究学问首先要弄清概念。可是中医里，很多概念不清。比如：‘湿’这个概念，一会儿表述为痰，一会儿表述为饮；有的地方称水，有的地方又写做湿。真是把人搅得糊涂了！”
　　方教授不急不躁，朗声答道：“这位先生的毛病所在正是概念不清，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径渭分明的。我们中医所说的‘湿’，是一个大概念，指的是自然界的‘湿’，自然界的‘湿’引起人体的痰、饮、水、湿等四个层次的反应。这是一个形式逻辑中关于内涵与外延如何理解的问题嘛！”
　　底下静息片刻，又有一年长学者提问道：“我们日本学者近来常听中国学者强调学《黄帝内经》。《内经》成书太久远，其中毛病甚多。比如：《素问·至真要大论》阐述了十九条病机，可是以现代医学观来看，病机何止数十，上百条哩！这不是让人们去学习落后的‘经典’么？”
　　方教授定睛凝视了这位日本同行片刻，沉吟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然后知不足’。先生的这个疑团中国许多同行都提出过，认为《素问》这一节应做补充，本人在教书过程中也有此同感。中医的病机学说，包括了病因学、病理生物学、发病学及症状学，岂是区区十九条能包含得了的？后来在教学和临床中才慢慢发现，不是《内经》要修改，而是我们没有真正读懂这一章。其实，十九条是十九个用以说明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的例子。它用以阐述疾病发生的原因及人体病后所出现的阴阳、气血、虚实的生理变化，对疾病的定位等等，这本应当是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内容。可是过去我自己就没有仔细研究前后文中关于病机的重要阐述，以致造成了多年的‘模糊’。本人的这个观点，去年新出了一本书，叫做《辨证论治研究七讲》。各位如有兴趣，可以译出来看看，看完之后，我们再做深入的探讨如何？”
　　答辩的气氛热烈。最后，在告别的宴会上，日方主持人说：“我们这次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但是在方先生面前，我们如同拍岸的波浪……”
　　“尊严全靠自己赢得，羞辱一半由自己造成。”非洲一位民族英雄这样告诫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