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有关光绪帝之病案记录，其在位33年的历程中，光绪4年（1878）至34（1908）死亡的病案共计千余案，其中年份月日分明者484案，只记月日未详年份者516案。以先后分，被囚禁前20多年诊病记录仅76次；变法失败被慈禧囚禁后10年间，年、月、日清晰之诊疗医案共408次。从所有医案中还有516次，只记月、日，未详年份，但从其内容与前述医案比较，基本上均属被囚禁后之医疗记录。如此，在光绪被囚禁的10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请御医诊病90多次。尤其在光绪34年（1908），从3月7日至10月21日，约210天间，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若将缺年份之记录加上，光绪病床边基本上未离医护之诊视。
在此期间为其诊疗之御医与外荐名医、法使馆医生等，共计30多人。其次为光绪诊病次数最多者为陈秉钧百余次；杨际和70次。庄守和30多次；施焕60余次；曹元恒60余次；张彭年50多次；朱焜40多次；门定鳌30多次；李德昌30多次；吕用宾30次；力钧20多次；张仲元20多次；范绍相20多次；其次10多次或10次以下者还有忠勋、姚宝生、周景涛、全顺、杜钟骏、屈永秋、关景贤以及法国大使馆医生多德福等。
顺读光绪脉案，从其被囚禁前后之病情来看，最初所记录者，多强调脉沉弦数者，其证以肝脏郁热、脾弱肝旺、肝旺脾弱、心肾两亏，自述多有饮食不思，耳中烘声，耳内蝉鸣，医多强调：禀赋素弱，肝肾不足，水亏火亢，灼其肺金，火燥风生，肝肾久亏等等之类，治疗亦按上述认知进行处方用药，从复诊情况看，基本上未见明显效果。
光绪24年（1898）光绪囚禁后27天，9月初4日特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进行诊疗“恭悉亲交病原说略，熟思面答之语”。多德福根据光绪帝自述之《病原说略》，结合自己的问诊所了解之情况，并经“化学将小水分化”检验结果，“详细察悉皇上圣恙，定知由于腰败矣。按西医名曰：腰火长症”，（病案叙述了肾炎发生之生理病理）即肾炎症。关于治疗多德福提出，避免肾过功，建议“日食人乳或牛乳矣”，并于牛乳中加入“辣格多思（乳糖）”。若用药“则用外洋地黄末”，“西洋有吸气罐用之（疑即拔火罐），成效亦然。”
但从当时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范绍相以及李德昌、李秉昌、忠勋、门定鳌、杨际和、姚宝生、张仲元等于光绪24年9月3日-光绪26年7月初1，基本上未间断之会诊与分诊约近百次诊疗情况看，御医们对法国?多德福之诊断，建议与治疗意见，基本上持否定看法，未予实施。
仅就医案资料看，光绪病经一年多时间之治疗，病情似有好转，不知何故未见光绪27年-33年7月前之医案，是病愈？还是资料丢失？难以断言。
从光绪33年（1907）7月20日起，御医诊疗光绪病者换为力钧，前时之御医在7月20日后一段时间，未见再请御医诊疗。据光绪33年7月《起居注》中，常有交力钧看过字样，可知7月22日至8月16日每天为光绪诊疗者只力钧一人，并无其他御医参与。而《爵秩全览》、《缙绅录》等有关记述太医院事中未见力钧，从力钧为光绪诊疗的23次医案记录中，可以看出他不同于传统中医师辨证论治所用医疗术语，相当普遍的运用了西医解剖生理知识论证疾病，例如“周身血管由肝脉管出，IC总血管，出心右房，过肺入心左房，……因心房之血右入左出，入时血行之力较旺，上激右脑筋，故右疼。出时血行之力渐减，不能上激，左脑筋，故左晕。又如“血管出通，而微丝血管未通，故心跳未作，而身内作冷，肉皮发热，谨拟行血而兼和解之法调理”，如此等等，虽然反映出力钧对西医知识的掌握只能是粗浅的，但他确实不同于传统的中医师。或许光绪因久病中医治疗功效不显，因而特请力钧这位以中西汇通为特点的医生为自己诊治。但经近一月的治疗仍无明显效果，因此，又改由力钧与陈秉钧、曹元恒等传统中医共同或相间进行诊疗者，其后则转而由传统中医们会诊治疗，时间又过去月余，光绪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逐渐加重。诚如御医们所述：“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通，散则腠理更疏”。御医们真有些束手无策之感。光绪久病知医，每每对御医们医疗不效而申斥有加：“头晕总未除根，时常发作，故药亦未停，然自此后，温热补泻，丸散汤膏，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皆由服药而得”。“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甚至直接谕示御医陈秉钧“所用之药，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申斥之严励，可见一班。此刻各位御医无不处于诚惶诚恐之精神压力之下。在光绪严励申斥后，陈秉钧约15天未见会诊，明显的是换请忠勋，或忠勋与曹元恒分别或各自单独为光绪诊疗，此刻进入光绪34年（1908）3月，病势更加每况愈下，险情时有显现，御医与外请各省名医则更加频频会诊，甚至一日之内有4次许多位名医，御医交替诊疗，但终无起色。”
陈秉钧被光绪指名严斥后，很长一段时间从光绪诊疗活动中消失。直到光绪34年3月17日，光绪在换忠勋等诊疗后，感到尚不如曾被申斥的陈秉钧等，故再次令陈秉钧、曹元恒再组，为自己诊疗，两位御医合诊或由陈秉钧一人诊疗，长达三个月之久，虽然有些不适之感觉每有减轻，但光绪之脾、胃、肝、肾之主证，证候表现之虚虚实实等未有明显效果，甚至在缓慢的加重。从6月至10月11日病故间，为光绪诊疗又转由外荐名医陈秉钧与诸位御医以及由直隶两江、硝广、江苏、浙江官员举荐名医张彭年、吕用宝、曹元恒、施焕、周景涛、杜钟骏等轮值诊疗约月余。陈秉钧等再次淡出。
杜钟骏约于7月16日始，经推荐由扬州来京为病势日重的光绪诊疗，此后为光绪诊疗者，以施焕、杜钟骏、吕用宝、张彭年、周景涛、陈秉钧与曹元恒等为多，在两个月的诊疗过程中，病势日渐加重。
光绪34年9月12日《起居注》中“交施焕、张彭年、屈永秋、关景贤看过”，可知从即日起，光绪之医疗转由以上四位御医负责。《起居注》还强调“腰胯痠跳疼痛本起于前年冬间，每隔数日或十数日必发一次，彼时尚轻，不甚介意，仍至今年3月后，日甚一日，至7月而大发，不能俯腰者两月余矣”。在详述病史后谕示：“总而言之，虚火冒于上，真水亏于下，攻补皆非所宜，究竟此腰胯痠痛能治与否，于开方时当明言之，切勿以药试病。”光绪认为“盖诸病之纷起不休者，皆因服药过多之故，且愈服药愈觉重也”。光绪对自己病证之陈述与对御医之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当时之医疗水平，御医们对皇帝之敬畏，安敢以实相告。每当察觉危象而告知内府大臣、军机大臣等之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影响太大，先勿明示。御医们只能在医案中隐隐约约给出一点信息。御医们此刻处于两难境地，不下病危，一旦皇上驾崩，失职误治之罪难当；如稍早下了病危，必致朝野大乱后果也是难于预料之罪。“伴君如伴伴虎”之感受，诊疗御医们最为深刻，处理不好便是杀头之后果。
光绪病痛日重，于9月12日钦定之四位御医诊治约10日间，医案中“腰胯痠痛发木”，“有增无减”，“乾咳复作”，“腰疼极重”，“痠痛加剧”，“腰胯痠痛日甚”，“痛不可忍”，“痛势转增”，“痛势尤剧”等几乎在每日医案中不断出现。从病案记录可以看出，光绪疾病之主证已日益集中到腰胯痠痛不断恶化，或因腰胯痠痛牵掣满腰乃至肩背两腿者也日益严重。因此，光绪在9月24日《起居注》中谕示：“近六、七日间，腰疼分为两种，一曰本来之痛，一曰另外之痛（感觉新加之疼痛），本来之痛虽极重，尚可勉强行动，稍俯腰犹能极力支持，至于另外之痛一发，则略一动转即痛甚似裂”。指责御医们“总因治不得法，病久迁延，攷成种种痛处，变幻离奇，有非笔写口述所能形容者，故曰腰疾日深一日，难望见愈也。”也足见光绪对自己的腰胯痠痛日甚一日，已抱有十分悲观的态度。
在光绪离开人世前之一月间，病势日重，险象叠生除脾胃阻滞之外，腰胯痠痛如裂，气怯喘咳之证，日益突现严重。身边轮值御医与外荐名医多在10人以上，随时听候召唤诊疗与救治。
扬州名医杜钟骏正当光绪病剧，应诏入京，为光绪帝诊疗的若干名医之一，他撰有《德宗请脉记》，记述了他为光绪诊病挽救的过程，综览其所述，与宫廷之光绪医案基本一致，仅录若干内容以印证宫廷医案。
从杜钟骏所记：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因此，御医之诊疗，回避“肝郁”与“肾亏”诊断与论治。实际上这可能正是光绪病发之诱因。
“10月18日臣杜钟骏请得皇上脉象，左部寸尺濡数，右三部沉数带滑，按之无力，咳嗽无痰，动则气逆作喘，……为今之计，有虚不能补。实不能攻之难。何者？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
《德宗请脉记》记述该日诊疗情况时写到“予于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任，不能不预言。”经内务大臣带见六军机大臣，申述后张中堂而言曰：“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这就是杜钟骏在10月18日诊光绪病后所记医案删去“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之过程。
“至10月19日夜，与同事诸君，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宝天仪式，疑为已经贺崩”，“至（10月20日）日午……两内监来传。请脉，于是予与周景涛，施焕，吕用宝四人同入……皇上冥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〇（上敬下马）窹，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三公曰：总流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宝矣。”
且看光绪34年（1908）10月20日，施焕医案谓光绪“睑微启而白珠露，咀有涎而唇角动；吕用宝、杜钟骏、周景涛则平淡处方用药。至“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仝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回事〇（外广内犬）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于本日酉正二刻三分，龙驭上宝”
《中国宫廷医学》（下卷）彩图第6页 光绪朝太医院药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