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名医郭玉回答汉和帝问：为何名医诊治普通人疾病容易取效，而诊治达官贵人疾病往往不易获得效果时指出诊治达官贵人疾病有四难，和帝以为然。这确实是客观实在的反映了思想实际与真实情况。历代名医为帝王或皇室成员诊治疾病，特别是限于医学水平而出现死亡时，医生遭强权而被冤死者或被流放者实在不少。
　　两宋以后，皇帝及皇室成员大都关注医疗保健，知医者也确实不少，至清代之康乾，或慈禧，光绪，他们都读过医书，自诩知医，甚或还为人治病，但求实来讲，他们对医学不过是一知半解，或谓仅仅知其皮毛而已。英明的帝王，多不自以为是，虽然知医，但不干涉御医的诊疗。相反，慈禧，光绪则时常干涉御医的诊疗与处方，只要他们干涉，御医们就必须除改辨证结论，修改处方用药。有的御医或被外省推荐之名医甚至奉旨为他们请脉，在诊病前要层层疏通，送礼，以争取内务府，军机大臣等相关官员，皇帝慈禧身边人员的“美言”掌握其对疾病诊疗之喜什么？恶什么？等等内情，以便在诊脉后能顺应皇帝，慈禧之所喜好……。正如名医蔡小香所揭示：“两后周围侍从，虎视眈眈，均须奉纳金帛，否则事事掣肘，处处刁难”。被荐御医马文植，也正因为尝赐不足以应对内务府官员侍从之索取而借故返回故里。因此，诊疗原则，处方用药也往往出现随其所好，所喜，至于是否能获得好的疗效，则放在了第二位，如此腐朽内幕，难怪有“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方子”的讥讽了。例如：关于光绪病之诊疗，慈禧因光绪帝推行变法而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当光绪郁闷而病时，竟明示申斥御医诊断为肝郁者，分明由于肝郁而发病，却不许以肝郁论治，如何能取得好的效果呢？再如关于光绪疾病稍获治疗效果，御医与大臣拟建议改善寒冷居处，回宫颐养，或因病重要多休息而建议“暂派亲贵大员代为传见”。慈禧均故急与光绪作对似，针锋相对发出太后旨：“此间较为清静，俟重阳节前后，相度情形再行请旨”；“恐震动人心，未经照准”，不许光绪借病颐养。一是不许按真实病因诊治，二是不许改善其寒冷的居处条件，这怎么能使光绪帝病取得满意疗效呢？
　　再说，光绪本身，也自诩知医，不听御医诊疗，反而时时自作主张。例如：光绪33年（1907）7月26日，御医力钧（从脉案可知其懂些西医）为皇帝请脉后认为：“心跳愈，咳嗽少，食物香，夜寐安，大便润，遗精未作，小便如恒，此血管通畅，病机大愈之候”。光绪看后则颇不以为然，谕示：“气体本虚，又不受补，故外感之症易治，内伤之病，数剂药饵断难愈”，而且指出：“服药年余，并未见效，岂区区数剂遂能立见功耶”。这听起来虽可释为病者之不满言论，可不厚非。但光绪在这些不满言论后紧接着发出“圣旨”：“今后立方但当专顾本病之病，详细推敲，务全身体渐渐强壮，不致畏劳，而又不使虚热上浮，俾遍身和畅，能耐寒暑，是为主要”。或又斥责：“药力过热，平素气体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然自此后，温虚补泻，丸散膏丹，方剂杂乱，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皆由服药而得。”这可就难为诸御医了。可以看出，自此之后多日，御医之诊治脉案几乎无不顺此而认证论治。这就等于不要御医，只是做借御医之手而行光绪自疗之实，其效果可想而知了。
　　                               　
　　《中华医学文物图集》P69 图5 清太医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