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中国全史》（3）P121 瀛台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