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血与墨

　　唐代已有以墨为药的记载。纵观历代医学著作的记载，“墨”主要是用作止血药。例如吐血、衄血（流鼻血）时，可饮用此物。至今同仁堂还有来自徽墨产地的这味药——京香墨。

　　墨的主要成分是些碳化的细小颗粒，按照当代的“科学认识与解释”，其粗糙的表面可促使凝血机制发挥作用。但古人是不具备这些知识的，为什么会用墨作为止血药？

　　在“五行”学说中，黑色属水，赤色属火；水克火，黑克红——所以黑色之墨，便可以克赤色之血。五行学说，为古人利用自然之物提供了思维工具，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便成为经验被保留下来；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自然就淘汰了。

　　万物皆药的道理

　　据说中医业内流传着一个故事：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尽管这是一个广泛流传于中医界内的故事，尽管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域外人士的身份特征，但这个故事的源头却是在印度。唐代医家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中云：“论曰：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孙思邈是从何处了解到所谓“天竺大医耆婆”的这一言论，但却可在《闍罗迦集》中见到如下论述：“如果知道世间任何一种品物都具有一定的‘理’（ynkti）与‘目的’（artha），则可以说没有不是药物的东西”（第1卷,第26章）；又说：“任何一物没有不是药物者”（第1卷,第27章）。

　　由于藏医与印度医学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所以这种观点亦在藏医中流传，并且已经成为故事：

　　“有一天，老师要学生们去附近的山里拿回一些没有药用价值的东西。除了耆婆，学生们返回时都带有一些他们认为没有药用价值的物品。耆婆返回时空着两手，他告诉老师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是没有药用价值的。”

　　值得注意的是，“万物皆药”的观点代表着另一种药物学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言此之意在于解释食物鉴别知识的起源，而非指医药，即神农之所以称“农”的原因。其后才逐渐被解释成“识药”。）。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阐明了知识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经验。同时研究者又指出，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这些线索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比较而言，印度古代的哲学与逻辑学均更为发达，以至有人评价说：“其国君民上下，几以研穷哲理为人生唯一事业。”他们更习惯于将一种“终极真理”演绎到所有的具体事物。因而在印度医学中，佩带的宝石、花环，手持的伞、杖等等，皆是药物——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具有治疗作用。

　　类比思维与中国传统医学

　　类比思维在哲学层面上往往被描述成“天人合一”的“感应论”。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同类相互吸引，“气”相同则可以融为一体，声音相同则产生共鸣）；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因而在承认传统医药学包含许多经验知识的同时，更要知道类比思维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majic），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源于类比的治疗方法、药物功能设想，在实践中择真汰伪，不断接受检验，即所谓“试错”过程，但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不同时期医药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的结果。而当近代科学传入以后，当“实证”取代“类比”而成为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之后，传统医学的知识体系才会变得令一般人感到陌生与难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