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传教士和医生来华较前大为增加，其中不少人对中医药进行调查和研究。由于针灸简便易行，效果显著，外国医生首先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法国在此时期仍是对针灸注意较多的国家。1863年法国驻中国领事达布理（Dabry,P.）发表的《国医学大会》一书，其中对针灸做了介绍，并译述了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的部分内容，但因偏重理论而乏于实际操作，且有误谬之处，以致影响不大。法人介绍针灸最有影响的人士是苏理（Soulie de Morant音译，1878—1955）。苏理年轻时曾学中文，并学医学预科一年，因家境不佳未能继续学业而另谋出路，20岁被勒伊德银行派来中国，后在上海等地充任法国驻华使馆职员。他在中国居住20年（1907—1927），能说流利的中文，后曾任领事。庚子年间，北京流行霍乱，法国公使馆附近设有临时医院，专为治疗霍乱病人之用，但当时西医疗法效果很差，百余人中，只能医好十余。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会在非使馆区开了一座治疗霍乱的医院，采用针灸疗法，效果较好，百人之内，可有60人左右治愈。苏理曾亲自前往观看，目睹针灸的疗效，又由传教士介绍认识了中国医生，并学习针灸，以后他又在广东、昆明、上海等地向中医学习针灸。1928年他回国后，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并继续对针灸保持兴趣，后因用针灸治疗一名哮喘病人而得名。曾被邀去医院用针灸治疗病人，并在圣安东医院治愈一偏瘫病人。后来，他辞去外交部工作，专门从事针灸专业；撰写有关的文章和书籍。虽然如此，当时法国医界许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对针灸缺乏足够的认识，苏理的活动曾不断遭到怀疑和歧视，甚至被控告为无执照行医。由于经过一些医生的试验，证实针灸确有疗效，并有一定群众基础，所以针灸在法国仍然得到发展。苏理于1934年出版了所著《真正的中国针刺术》一书，在法国和欧洲医界有相当影响。他另写有《中国针刺术与近代反射疗法》（1929）、《中国的针灸》（1930）、《中国的针刺术》（1932）等著述。苏理的努力，对针灸在法国，乃至欧洲的传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的功绩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法国针灸界的另一名有影响的人士是夫耶（De la Fuye）。他原是法国“顺势疗法派”（Homcopathy）医生，因用“顺势”派药物为病人治疗时，病人说皮肤有某点做痛，他于是拿这些痛点部位和苏理译述的中医针灸中的穴位相比较，认为两者性质相同，即都是和某一脏器有关，于是对针灸大加注意。他曾到苏理处学习针灸，后来自成一派。他的特点是用“顺势疗法派”药物注射到穴位上，或在穴位上用电针。他在1943年发起成立了一个法国针灸学会，1945年又发起建立了了法国针灸研究所，以后自1947年起不断发起举办国际性针灸学术会议，可称是在法国和欧洲推广针灸的一名活跃人士。他写有几部关于针灸的专书，如《针刺术专论》（1947），共529页，分上下两卷。卷一主要谈皮肤痛点及其在诊断和治疗上的应用；卷二主要为针刺图解，全书附彩色图表125幅，内容较为丰富。这一时期内，法国出版了不少针灸专著，如包瑞（norres）的《中国针刺术指南》（1936），除叙述针灸和按摩的操作方法之外，还讨论了针刺术和近代物理疗法合并使用的技术操作。
　　在意大利，威尼斯的达·卡民（Da Carnin）写有《针术操作法》（1847）。此后几十年中，意大利很少有人注意针灸。以后，1932、1934年伯塔瑞利（Bertarelli,E.）就针刺术和交感神经理疗学的起源等问题发表论文。1935年米兰的文纳（Vinaj,A.）写出关于中国针术的实地经验等文章，并写出关于介绍针灸的书籍。1945年以后，意大利其它城市，如罗马、都灵等，都有较多的医生从事针灸研究，有关针灸的论述也增多了，涌现出一些活跃人士，并且成立了意大利的第一家针灸研究所。都灵的玛丽亚?维多利亚医院（Maria－Victoria Hospital）还开设了针灸临床治疗。
　　在英国，19世纪中叶，有些医生把针术应用于外科。例如，用于不切开复位术以治疗绞窄性小肠疝，用于治疗动脉瘤、水肿、积液（水囊）、腱鞘囊肿、静脉曲张、角膜混浊。有些人开始重新估价针灸，外科医生开始把针当做一种外科器械而做实验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