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防治工作

　　1950年后，陆续开始了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睡眠三种主要疗法；1955年采用了电针、中医针灸治疗和工娱疗法；1958年，由于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群众性的科研工作及积极整理祖国医学遗产，治疗方法增到27种，包括中药大黄合剂、二石合剂、萝芙木、针灸、电风岩、梅花针等。更由于中西医综合治疗，疗效显著提高。中药牵牛子合剂和盐酸氯丙嗪治疗急性精神疾病患者、中药二石合剂与盐酸氯丙嗪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很好的效果。

　　郗霈龄与中西医结合

　　郗霈龄（1906—1976），满族，北京市人。16岁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1924年拜北京名医王子江为师，1930年考取中医师资格，开始行医。后与赵绍琴、刘奉五等同窗，就学于御医韩一斋门下。1954年响应党的号召，放弃共和国成立后刚刚获得的较高开业收入，参加市第七医院（后改名为平安医院）工作，组建中医科、针灸科。1956年入党，成为北京中医界首批入党的几名党员之一。1958年起担任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科长。1963年，在担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他与北京友谊医院王宝恩、高寿征、查良镒等西医教授共同创建了中西医结合病房，每周定期会诊。其实，友谊医院的西医大夫对中医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由于郗老对败血症、肝脓疡、尿毒症、乙型脑炎等疑难重症的治疗，疗效确实很好。尤其是对一些已被西医“判了死刑”的病人，常常能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才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中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1965年7月13日，郗老到友谊医院会诊一位患伪膜性肠炎而濒于死亡的患者。该病人因贫血待查入院，7月8日开始高烧至40度，腹泻每日40余次，伴有休克，曾被初步诊断为中毒性痢疾，使用多种抗菌素，腹泻反而增多。经化验检查后又诊断为伪膜性肠炎。经多种措施抢救无效，病人很快出现全身各脏器功能衰竭，病房西医大夫认为已经难于挽救。无奈之中，只把他转移到地下室的一个单独病房，赤裸着下身，下面接一个便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郗老会诊。此时，病人呈嗜睡状态，四肢厥冷，舌卷囊缩，黄绿色胆汁样稀水便不断从肛门流出，脉微欲绝，已出现濒死征兆。郗老诊视之后认为此乃阳气衰竭，治疗中必须以回阳救逆为主。当即开了方子，交代护士立刻给病人服药。到了当天晚上11点钟，护士即报告病情出现转机，大便出现黄色，腹泻减少为8次。继服原方至7月19日，体温正常，大便成形，化验正常，伪膜性肠炎治愈。自此之后，同类病人就不断地请郗老会诊……

　　著名西医王宝恩、查良镒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中医治疗学中的精华，他们真心诚意地成为郗老没有经过拜师仪式的学生，从为郗老抄方开始，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查良镒回忆郗老的文章中写道：“开始时我连中药名也写不出来，他就一笔一划地把着手教，遇到有特殊的舌苔、脉象时，一定要我仔细看，要我认真领会。……”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才使西医学生看到“中医最大的优点是副作用少，不像西药的抗生素在应用时要注意这样那样的毒性反应，中药治疗病人注意整体观念，用药后往往首先是全身情况的好转，而这点往往是西医西药所不及。”

　　老中医对中西结合的态度

　　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期即主张“中医与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李鼎铭先生给毛主席看病，中西医结合杂志，1993,2（3）：封3）。

　　1955年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开学。1958年毕业，培养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医学人才。培养中，渗透着北京著名老中医的心血：教内科有秦伯未、岳美中、时逸人等；外科有余无言、哈玉民、赵炳南等；儿科有赵心波、王伯岳；妇科钱伯煊，基础祝谌予，本草杨树千等。

　　研究班试办成功，与北京老中医的奉献精神和创新思维分不开，他们不保守，不拒绝现代医学的新东西。较早在临床上开展“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医疗实践。对党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政策理解十分到位。

　　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认为：“北京的中西医结合的特点就是老中医很早地积极介入中西医结合，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